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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关于加快推进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对如何积极拓展行业协会的职能做出了方向性的规定，并提出现职公务员不得在行业协会兼任领导职务、建立政府购买行业协会服务的制度。

（二）加强地方对有关全国性行政事务管理的参与除了加强地方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事务的参与外，地方对全国性行政事务管理的参与，也应当加强。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消费者权益保护以及人口和计划生育等，就是先由地方人大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积累经验，再制定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人口和计划生育法等法律的。

比照《宪法》列举的国务院十八项职权与地方各级政府的权限及《地方组织法》对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政府行使的职权所作出的十项列举性的规定，政府职能在纵向上配置的特点体现为职责同构，不同层级的政府在纵向间职能、职责和机构设置上的一致性。从地方自治权保障的角度出发，有的西方国家将地方对国家决策的参与确认为一项基本的自治权，即国政参与权，从而保障地方对全国性决策的制度性参与。以石油天然气资源税改革为例，201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在新疆率先进行资源税费改革。例如在日本，地方公共团体的国政参与权可以表现国政须经地方公共团体同意者、国政须经地方公共团体协议者、国政须听取地方公共团体之意见者以及国政可由地方公共团体提出法律异议者等各种形式。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实际上是解决和调整国家与地方的利益关系。

一个国家为了便于治理，将其领土划分为不同层次、不同范围的行政区域，这个大小不等的行政区域，即为地方。有关法律、法规对公民参与地方政治的形式，也作了规定。[3]扩大地方的政治参与，通过协商沟通意见，让各利益主体充分表达各自的利益诉求，有利于中央的政策更能体现各地方的利益。

如果地方政府认为中央或自治区有关行政部门的行为干预了地方依据宪法和《地方政府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的自治权，可向行政法院起诉。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召开省级人大对口机构的座谈会，共同研讨人大工作。往往是，一个地方政府提出私法案被批准后，其他地方政府也随之提出类似的私法案，从而促成统一的示范条款，最终被一般法律所采用。《欧洲地方自治宪章》第四条要求，在直接涉及地方的所有事项的计划和决策过程中，应在适当的时间以适当方式，尽可能多地征求地方政府的意见。

国家有权确定经济活动总体计划的基础并进行协调，各自治区可以据此进一步立法。（五）扩大当地居民对有关国家事务的参与根据宪法原理，直接民主应是民主政治最理想的形式，但很难让社会全体成员都直接参与公共政策的决定和修正。

中央决策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乃至国家兴衰存亡。我国在地方对中央的影响和决策参与上，有自己的特点。这些组织影响中央立法、行政决策，并充当协调者和意见沟通者。在这方面，希望中央各部好好注意，凡是同地方有关的事情，都要先同地方商量，商量好了再下命令。

长期以来，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通常依靠行政命令、党内民主集中制或中央和地方商量办事的非法定化做法和非程序化路径进行调节。2011年9月2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对《资源税暂行条例》作出修改，对原油和天然气增加从价定率的计征办法。同样，地方政府有权依照《地方政府法》第一百一十九条，对认为限制其宪法保障的自治权的国家或自治区法律，提请宪法法院进行合宪性审查。《国务院工作规则》要求国务院各部门提请国务院研究决定的重大事项，涉及地方的，应事先听取意见。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央能集中代表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利益，但不可否认，地方同样存在各自的局部利益和特殊利益。根据《地方组织法》，省级地方政府应协助设立在本行政区域内不属于自己管理的中央国家机关进行工作。

国务院召开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计划单列市或副省级城市行政首长参加的全国性会议，就有关重大问题征求意见。宪法学界一般只承认民族区域自治和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但许崇德指出，我国的地方制度的实质上是一种地方自治制，不过我们在习惯上没有这样去称呼它，按照我们的理论，统称为民主集中制。

[4]戴维·威尔逊和克里斯·盖恩在2006年合著的《联合王国地方政府》中也认为，地方政府的作用和价值，有利于分散权力。（二）非正式方式西方国家地方对全国性事务的非正式参与，一是通过非官方的地方政府联合会。2010年12月1日，我国资源税改革试点扩大到内蒙古、甘肃、四川、青海、贵州、宁夏等12个西部省区。建立地方利益表达与平衡机制，不仅是法治建构府际关系的重要措施，而且有助于提高中央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水平，减少宏观决策失误。在美国的政治术语中，合众国政府、全国政府和联邦政府往往是通用的。按照《辞海》的解释，所谓中央，与地方相对。

3．地方参与有利于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科学决策要求中央按照决策的科学理论和健全的程序，运用科学的决策方法进行决策。二是通过利益集团或院外活动分子等方式。

中央政治局有一些来自地方（主要是直辖市和个别重要的省、自治区）的党委书记担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中也有一些来自地方的组成人员。《世界地方自治宣言》第三条提出，地方政府在其他层级政府涉及地方事务的决策中，应具有合理和有效的参与权。

有些改革开放方面的做法，可在一些地方先行试点，取得经验后，再向全国推广。根据《西班牙王国宪法》，中央政府根据各自治区提出的预算起草经济计划方案。

依法加强全国人大代表中各地方的代表对全国人大有关重大事项的决定、立法等工作的参与，有利于平衡各地方的利益关系。根据国务院办公厅三定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可向国务院提出请示事项，由国务院办公厅提出审核意见，报国务院领导审批。从规范的角度看，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具有优越性，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和其他渠道，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地方日益高涨的政治参与期望，但是由于我国现阶段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和社会发育的程度不高，各项制度在具体的运行上还不健全。又如各级地方政府应依法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税收征收管理工作的领导或协调，支持税务机关依法执行职务，依照法定税率计算税额，依法征收税款。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地方独立性与自主权在不断扩大，地方业已成为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社会利益和发展目标的利益主体，中央与地方关系已由改革前的单纯的行政服从关系，转向了以相对经济实体为基础的博弈关系。其他地方国家机关认为行政法规同宪法或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

潘弘祥、戴小明认为上述权利主要是民族平等权，表现为自治权和共治权两方面。州的作用限于编制地区发展规划草稿、履行编制程序，并在规划经专区规划委员会确定后，依法定程序批准。

地方发展不平衡也使有些地方无法在现有体制中找到有效的利益表达渠道。他们代表特别行政区居民的利益和意志，组成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履行管理国家事务的职权，是基本法规定的特别行政区居民中的中国公民依法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的具体体现。

如美国许多州议会开会时，就有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组成的院外人员从事游说活动，以此影响州议会有关地方问题的决策或立法。按照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的要求，应进一步加强地方对全国性事务的决策的参与。所谓联邦制是关于全国政府与州政府之间的关系，州不是地方政府，只有州以下的行政单位才称为地方和地方政府。民主的地方参与机制，对于建构科学、合理的纵向府际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亨廷顿认为：较高水平的政治参与常常导致国民产品更平等的分配。在我国学界，多将单一制国家中央政府（central government）与地方，或联邦制国家联邦政府（national government，federal government）与各联邦成员，都理解成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实际上，在世界范围内，应按联邦制或单一制有所区别地理解政府间的关系：在单一制国家，国家结构和政府间纵向关系主要表现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随着行政体制的改革的深入，可以考虑设立地方事务部或明确由中央某一部门或有关部门具体研究、拟订有关中央与地方关系事务。在英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除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外，中间还有地区政府，而地区作为次中央级，既不是联邦成员也不是地方。

自治权的法理基础在于代议制度的结构性缺陷，是对共治有效性不足的一种必然的弥补。如英国的地方政府联合会、伦敦地方政府联合会、威尔士地方政府联合会、北爱尔兰地方政府联合会，美国的全美县联合会、全美市联合会，俄罗斯的地方政府联合会、小城市联合会、城市联合会等。